關於台灣島內公務員轉向的歷史經驗[前科]

由於地緣政治因素
台灣經常處於列強爭奪的籌碼或根據地
很少有任何單一列強能單獨佔有台灣
島內統治者的權威
常常要接受其他列強之覬覦與挑戰
日本如此
美國如此
清朝中國時期也如此

這似乎也養成了台灣島內的政治經濟菁英
一種敏感的政治轉向本能
基層公務員也是如此

台灣女警2008年在取締遊行民眾時候脫口而出說
「我的上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1106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
台灣警察自動收繳民眾的藏獨國旗雪山獅子旗
跟台灣的國旗
其實不過是體現了這個島的國際政治處境


日本前駐台記者酒井亨相當敏銳的觀察指出：
此一中華民國親自對「國旗」撤收的事感到高興
是馬英九讓中華民國走上自我滅亡之道：
「自滅の道を歩む「中華民国」」

「中華民国」自ら「国旗」撤収したことを喜ぶ　
中共・国民党・台湾人民の三すくみ関係突破口に(酒井亨)
http://blog.goo.ne.jp/mujinatw/e/d2ad07695735a0970d497f20bbe86484

■自滅の道を歩む「中華民国」
しかし、これは台湾人にとって非常に喜ぶべきことである。「中華民国」自身が自己否定をはじめ、国際社会においてとっくに「中華民国」など消滅している事実をようやく認めたからである。
さらに、馬英九が自ら「総統」と呼ばなくても良いと宣言したり、「台湾と大陸は地区の関係だ」と発言したりしていること、馬政権の政権運営そのものがもはや国家政府としては破綻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を付け加えるなら、もはや「中華民国」体制は自爆、自滅の道を歩んでいるといってよい。

................................................
前陣子 偶然獨到228事件時的
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的回憶錄
下冊第二部台中監獄開頭的獄中殊遇
講到他被關進監獄後
由於中國國民黨部隊在中國大陸之節節敗退
甚至在1949年12月26日
台灣的報紙竟公然轉載新華社25日的電訊
公佈中共的十大戰犯名單
蔣介石當然名列第一

這時候
身為被抹紅為赤匪紅軍的
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
一名被起訴唯一死罪的內亂罪罪犯
在獄中的待遇
竟然莫名奇妙的大大改善起來
「然而我何德何能，竟然可以在這裡享受到根本不像坐牢的待遇?
上自課長，下至獄卒，現在待我都不像度待一名犯人。」

報紙香菸有管理員自動丟進間房給他

甚至連看守所所長
也喜歡用日語跑來跟他聊天

當時
台灣島內已經陸續湧進來自中國的大量新難民潮

這些國際上與島內之情勢變化
監獄內的公務員當然心知肚明
態度當然也就自動轉向了──誰是未來這個島的新主人
可要押對寶

這就是台灣島內公務員轉向的前科或歷史經驗！

（余杰金手指1）俄羅斯前代總理蓋達爾新著《帝國的消亡》

前俄羅斯代總理蓋達爾
於新著《帝國的消亡》說的話：

「預測專制制度危機開始的時間頗為困難。有時它很長時間都不到來，但一旦開始便進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預料的都要快。」
「專制不可能達成穩定，專制政權的崩潰是必然的，只是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

......................................

一本著作
多種解讀
在中國的學者解讀為
因為財政嚴重赤字外匯嚴重短缺
導致戈巴契夫主政下的蘇聯解體──這是在呼應中國現在外匯存底世界第一高，所以
專制中國可以高枕無憂嗎?
胡鞍鋼說
中國現在處於前所未有的漢唐盛世

在海外的中國民運學者
則是認定
專制必敗論
這點我比較贊同
也同意余杰引述的前俄羅斯代總理蓋達爾
於新著《帝國的消亡》說的話：

「預測專制制度危機開始的時間頗為困難。有時它很長時間都不到來，但一旦開始便進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預料的都要快。」

「專制不可能達成穩定，專制政權的崩潰是必然的，只是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

最近幾年西方的孟德斯鳩研究
有許多不錯的新穎徹底的發現

孟德斯鳩是認為
專制體制的運轉
本質上的敵人是宗教與貿易
貿易是和平的交易──和平的致富方式，本質上專制政體要控制它
宗教呢
看看以前台灣在兩蔣時期對於一貫道莫名奇妙的監控與迫害
以及現在中共政權對於法輪功──不過就是一些練氣功的民俗宗教團體
也要傾全國全黨之力去迫害消滅它
因為宗教天生具備自主性的信仰與組織活動
天生引發專制政體之恐懼與敵意

孟德斯鳩是從政體定義上
先驗地推論出專制必定衰亡的結論：

「不論商業、宗教或理性本身，都無法構成對專制權威的一項牢靠的制約。
僅能等待它不可免的(必然的)衰落。」

「專制主義之腐化是藉著自我的天性進行的。」

「它之衰敗是因為無法治，以及繼承法之混亂。」

「但是，專制體制會被推翻，代之以另一項專制。」
(這一點，在最近的西方民主雜誌綸文實證研究中，發現到威權體制類型轉型為其他種的民主體制類型之機率很低)

(專制是根植於人之天性)「靈魂具有支配其他多靈魂的嗜好。」
(The soul takes such delight in dominating other souls. )(BK28,41)

季辛吉在大外交一書中
認為蘇聯解體
主要是對阿富汗十年軍事失利
[跟美國的對越戰爭一樣陷入對外戰爭與財政困境]
以及波蘭天主教勢力的協助
......................................................................................
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
http://www.china-pub.com/computers/common/Catalog.asp?type=1&IDD=984840&shuming=%u5E1D%u56FD%u7684%u6D88%u4EA1-%u5F53%u4EE3%u4FC4%u7F57%u65AF%u7684%u6559%u8BAD

.......................................................................................
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4802
張軍：蘇聯悖論——讀蓋達爾《帝國的消亡》
發佈日期：2008/12/23 11:18:01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張軍]

中國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毫無疑問，這30年改變了中國的命運。而這個紀念日是以1978年的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依據的。其實，週末 重要的三中全會開了5天。這是因為很多要在全會上決定的事情在之前已經形成文本。為了準備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召開了一個工作會議，而這 個工作會議足足開了36天。如果再把三中全會的5天加起來差不多是41天的時間，這在中共黨史上應該是沒有過的先例。就是在這個工作會議的閉幕式上，鄧小 平先生發表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講話，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這個講話在今天看起來已是“基本常識”，可是在30年前，這個講話卻是劃時代的。30年後，當有人問及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作為首席經濟學家， 他將帶給世界銀行什麼發展理念的時候，林毅夫開玩笑地回答說，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當然，這並不是玩笑。這個話是認真的。因為不切實際的發展政策在戰後以 來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比皆是。中國那個時候也不例外。而我們知道，中國開始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正是在鄧小平先生30年前發表那個重要講話以後，這並 不是一個簡單的巧合，而是有內在的因果關係。
　　問題是，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什麼就那麼不容易做得到？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可惜的是，社會科學家們還沒有給出 很好的答案。但是，一個被經常提及的假說是，國家能否選擇恰當的和實事求是的經濟發展政策和戰略，並不取決於它辨別是非的能力，而取決於它犯錯誤的能力到 底有多大。政府在政策上犯錯誤是司空見怪的事，差別只在於誰更能犯得起錯誤。犯錯誤的能力可以由其自然稟賦或者自然資源的豐腴程度決定。在政策上，一個能 犯得起錯誤的國家往往就會持續地犯一錯再錯的錯誤。
　　這就引導人們去注意了一個有趣的經驗現象。在馬歇爾講座中，林毅夫先生提到，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有國家領導人都具有同樣的目標—在自己的 領導下將國家領向現代化；而發展先進產業就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的領導人也不例外。但是，趕超戰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動員 的資源來支持，其可維持的時間長短和程度深淺取決於人均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和人口規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資源越豐富、人口規模越大，能夠動員的時間就越長， 資源的動員也越容易。然而，東亞經濟的人均資源短缺，人口規模相對小，這是其推行趕超戰略的不利條件。……韓國、新加坡、香港地區也是如此。東亞新興經濟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資源所限。換句話說，資源貧乏的經濟犯不起錯誤而就少犯了錯誤。
　　其實就在20多年前，才有經濟學家發現，資源的豐腴狀況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往往超乎我們的直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開 始活躍起來。在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發展的程度與它擁有的人均自然資源存量往往在統計上呈現出負相關的關係。甚至有人發現政治文明也與資源豐腴之 間存在反向的關係。因為荷蘭在1960年發現天然氣之後工業生產和經濟增長出現顯著倒退，因而這種現象在經濟學和政治學文獻裏往往被確診為“荷蘭病 ”(Dutch disease)或者叫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荷蘭病”的一個典型症狀是，當一個國家可以容易地依靠初級產品的出口或者出售自然資源大發橫財的話，它通往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往往就會 放慢，甚至趨於停滯。
　　對於這個病理，經濟學家的解釋很簡單：自然資源的出口不僅無助於提升這些國家的產業的競爭力，而且他們瘋狂進口的結果會讓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工業 部門逐漸萎縮。經濟學家還發現，過分依賴自然資源的國家，其政策總會誤導它的經濟發展、政治進步、扭曲其生產性的物質投資以及人力資本的積累。簡而言之， 當一切政策都圍繞石油天然氣的節奏而展開的時候，經濟發展的機會十之八九就可能被貽誤了。
　　展開了這樣簡單的討論之後，你不會對蓋達爾所著的《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的邏輯感到意外了。蘇聯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資源豐腴 而遭遇經濟危機的國家，但卻是20世紀因為資源自然豐腴而垮掉的一個帝國。在歷史上，16-17世紀的西班牙是一個因為建立在美洲黃金白銀這樣可靠的收入 之上而卻遭遇毀滅的帝國。而20世紀以來，特別在60年代之後，這個世界上多了不少“資源詛咒”的案例，如伊朗、利比亞、科威特、卡塔爾、尼日利亞和委內 瑞拉等。
　　作為計劃經濟的蘇聯，消費品短缺一直是困擾整個國家的最嚴重的問題。蘇聯型的體制可以製造出用不完的大炮，卻難以生產出足夠的黃油。在1953 年史達林去世之後，蘇聯的農業已經基本萎縮，不能支撐這個國家的生存。蘇聯領導人想盡了辦法來解決糧食的短缺。1950年代的墾荒就是一個權宜之計，但仍 然不能解決問題。於是蘇聯出現了它的領導人認為很恥辱的結果，即蘇聯不得不大量進口糧食。1963年蘇聯決定動用黃金儲備進口糧食，因為它與世界隔絕使得 它沒有外匯儲備的來源。1963年蘇聯動用了超過其儲備1/3（372噸）的黃金來進口糧食。1965年又再次動用了335噸的黃金來購買糧食。
　　1960年代西西伯利亞油田的發現，對蘇聯可謂是一個意外的驚喜。它使蘇聯進口糧食的外匯問題得以解決。之前蘇聯也有大規模的石油開採，但之為 社會主義國家輸送石油，沒有用來向西方換取外匯。但從西西伯利亞油田開採之後，按照蓋達爾的說法，蘇聯的外貿平衡、收支平衡、糧食供應、政治穩定等都開始 依賴於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的確，大規模的石油收入緩解了糧食短缺。不僅如此，有了出售石油的滾滾財源，蘇聯也開始加強了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希望與美國取 得均勢的核武力並有了實施阿富汗戰爭這樣的冒險行動的能力。
　　從1973年到1980年代初，石油和天然氣占了蘇聯向OECD國家出口額的將近70%。而且由於這個時期油價一直高漲，蘇聯的石油收入可謂滾 滾而來。因為有如此豐厚的石油收入進賬，蘇聯在這個時期居然沒有設立外匯的儲備基金，不僅如此，蘇聯還快速增加了向外的借債規模。
　　1981-1984年間，蘇聯的石油開採量增加到了峰值。但1985年之後，石油開採因為成本上升而開始下降。但為了保護經互會成員過的政治穩 定，蘇聯不得不減少了向OECD國家的出口。也就在這個時候，兩伊之間停戰，為了增加戰爭期間損失掉的石油份額，伊朗和伊拉克卻又打起了石油的價格戰。石 油價格不斷下跌。1982年31美元76每分，到了1985年下降到了27美元。1985年，為了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主要產油國的競爭白熱化，沙特把其 石油產量增加了 3倍以上。於是，1986年石油價格猛跌到幾十年來的歷史最低水準，10美元一桶。蓋達爾毫不吝嗇地把這個油價狂跌看作是對蘇聯經濟致命的一擊。
　　關於解釋蘇聯經濟危機和蘇聯國家解體的理論版本不止一個。在這本書裏，蓋達爾分析並反駁了幾個解釋蘇聯垮臺的流行的理論。在俄羅斯，一直有著把 蘇聯解體與國際政治陰謀論聯繫在一起的說法，也不乏把蘇聯崩潰與雷根上臺後開展的軍備競賽聯繫起來的人。蓋達爾堅持認為這些人說的並不是真正的原因，難以解釋1985-1991年經濟崩潰的機制。蓋達爾給出的諸多反對以上說法的證據中甚至包括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在80年代評估蘇聯經濟狀況時的基本結論，這些 結論中沒有一個懷疑蘇聯會很快崩潰。這些研究之所以對蘇聯經濟惡化的狀況估計不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仍然假設蘇聯經濟是一個封閉體，而忽略了蘇聯早 已在石油和糧食兩個方面融入了世界貿易體系並開始依賴於國際市場的價格行情。基於對蘇聯與世界貿易體的高度融合的判斷和分析，蓋達爾說“導致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解體的蘇聯經濟危機，以及它是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爆發—所有這一切都與石油市場的發展密切相關。”（第59頁）。一個經濟帝國的消亡居然與石 油價格高度相關，貌似有言過其實之嫌，實乃觸及到了前蘇聯經濟垮臺的一個核心。
　　蓋達爾是著名的經濟學家，1992年曾擔任俄羅斯聯邦政府代總理，1993-1994年任聯邦政府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現在擔任俄羅斯轉型經濟 研究所所長。他的這個解釋包含著一個環環相扣的邏輯。用蓋達爾的話說，這個邏輯在蘇聯領導人（甚至包括新一代領導人戈巴契夫在內）那裏是根本不明白的。 蘇聯經濟的傳統管理方式總是以石油和天然氣為目標的，領導人對於國際市場的行情、國內的財政預算、外匯儲備、外債、收支平衡和貨幣等相互之間的關係一竅不 通，無法評估蘇聯經濟在80年代中後期遭遇的可怕的風險和威脅有多大。
　　蓋達爾在書中堅持認為，由於沒有能力弄明白蘇聯經濟問題的實質，戈巴契夫上臺後反而不斷採取了一錯再錯的政策。例如，在石油價格急速下跌導致 政府入不敷出之後，蘇聯政府反而採取了反酗酒運動（酒是蘇聯的重要財政收入的來源），進一步減少了預算收入；同時還增加基本建設的投資規模以及削減來自經 互會的消費品的進口。這些政策導致政府的財政赤字急劇增加。1985年，蘇聯國家的預算赤字為180億盧布，1988年則達到了901億盧布。1989年 初的國家債務為3124億盧布，到年底則高達4000億盧布，占蘇聯GDP的44%。在這種局面下，蘇聯只能動用國家銀行的資金和沒有商品對應的老百姓的 存款。於是，一場嚴重的貨幣危機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由於蘇聯經濟這個巨大的官僚系統在80年代之後已經變得越來越依賴石油收入和國際市場的行情，以貿易條件（即出口與進口的比價）持續惡化為特徵 的“外部衝擊”便會對蘇聯經濟的幾個重要的參數產生侵蝕性的影響，收支於是失去平衡並且缺口越來越大。在一般的市場經濟國家，面對外部的這種衝擊，通常會 出現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本幣貶值為特徵的矯正過程。而對於蘇聯，由於出口以石油和資源為主，外匯儲備嚴重短缺，出口石油的收入甚至只能用來償還西方的債 務，於是很快導致嚴重的食物和消費品的短缺。甚至在消費品短缺的情況下，蘇聯的官僚體制仍然難以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規模，這進一步導致政府的財政危機，最 終引發貨幣危機。最後連西方發達國家對蘇聯的貸款也因為蘇聯的財政危機和不可靠的信用而威脅終止。在這種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都非常尖銳的情況下，迫使戈爾 巴喬夫不得不選擇唯一可行的出路，那就是大規模吸納西方國家的貸款來維持國內即將崩盤的經濟，而這意味著蘇聯必須答應西方國家提出的貸款條件。
　　這就是蓋達爾對蘇聯解體的全部經濟學的解釋。基於這樣的解釋，蓋達爾對戈巴契夫的歷史選擇做出了這樣的評價。他說，只有瞭解蘇聯1988年之際遭遇的經濟問題的尖銳程度，才能夠真正明白戈巴契夫在1988年12月在聯合國發言中為什麼會提出關於裁減軍備的倡議並簽署中程導彈協議。至於這些做法“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戈巴契夫自身的信念，最好由他本人做出評判。不過，如果當時為首的蘇聯領導人是一位西方的夙敵，同時又不打算為實施一項應對危機 的重大計畫而進行政治自殺，那麼在現有的條件下他葉不得不執行一條類似於戈巴契夫所選擇的對待西方的路線。這條路線並非出自個人的偏好，而是由國內的經濟政治形勢所決定的”。（第217頁）
　　這也就是蘇聯經濟作為一個巨大的體系而內涵著的邏輯悖論。它擁有太多的自然資源，這是上帝的恩賜，讓它可以擁有支撐起一個帝國的能量，但這個稟賦卻同時賜給了它最糟糕的管理體制和應對危機的最低的智商水準，讓它可以不思進取，在官僚體制和不間斷的錯誤政策中消耗著自己的能量。相比之下，中國則是一個犯不起錯誤的國家，也因為這個約束條件，中國不得不主要依靠持續的變革和創新來不斷尋找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能量，因而，經濟的轉型和增長總是可以在每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做出事後倍證明是正確的選擇。

......................................................................................
　俄羅斯前代總理蓋達爾新著《帝國的消亡》
2008-07-21 09:27:14 　　
　　 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308563/
　　葉戈爾•蓋達爾在１９９２年曾當過俄羅斯代總理，當時他才３６歲，可謂春風得意。但是，由於他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休克療法”，俄羅斯的 經濟走向了崩潰的邊緣。因此，他那“休克療法之父”的美譽也變成了駡名。不久前，蓋達爾出版了新書《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大談蘇聯時期的各 種困難，頗有為自己改革失敗進行辯護之意。俄羅斯《獨立報》在７月３日摘錄了該書部分內容，介紹了當時蘇聯解體過程的一些不為人所知的內幕。
　　
　　出兵立陶宛成敗筆
　　
　　１９９０年初，位於波羅的海地區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３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分別舉行最高蘇維埃（議會）選舉，結果主張獨立的那一方都大獲全勝。
　　
　　１９９０年，在對獨立問題舉行的全民公決中，支持獨立的人在立陶宛占９０％，在拉脫維亞占７７％，在愛沙尼亞占９０％。１９９０年春天，上述３國發表獨立宣言，接著是莫爾達瓦、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到１９９０年底，蘇聯大部分地區已拒絕服從蘇聯憲法。
　　
　　在波羅的海地區，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帶頭搞民族復興和獨立的是拉脫維亞，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８９年帶頭的是愛沙尼亞，從１９９０年起就是 立陶宛了。當時戈巴契夫曾經試圖說服立陶宛人必須維護蘇聯，但是沒有成功。這樣只剩下一條路：嚴厲而果斷地使用武力維護蘇聯的完整。
　　
　　１９９０年春，蘇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這個問題，卻沒能通過最終決議。
　　
　　１９９０年底至１９９１年初，海灣戰爭一觸即發，西方國家無暇顧及蘇聯。此時蘇聯的一些政治家認為，可以利用武力來解決波羅的海問題了。一家 蘇聯報紙是這樣描述１９９１年１月發生在立陶宛的事件的：“１月７日向立陶宛空投陸戰部隊，１月８日部隊開始保衛新聞大廈和其他一些設施……”
　　
　　在蘇聯向立陶宛出兵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的地方議會以及莫斯科市蘇維埃和列寧格勒（現改名為聖彼德堡）市蘇維埃紛紛譴責蘇聯軍隊在立陶宛的舉動。另外，一些礦工舉行罷工抗議出兵，並要求戈巴契夫總統辭職。
　　
　　西方國家對蘇聯領導人也表示了強烈抗議。戈巴契夫當時曾經對局勢作了這樣的描述：“到處充滿火藥味。”
　　
　　缺錢使蘇受制於人
　　
　　１９９１年，蘇聯已經面臨重重危機。金融危機、國家財政收入減少、預算赤字增加，這些都迫使印鈔機加速運轉。當時蘇聯的鈔票發行量創造了幾十年來的最高紀錄。
　　
　　同時，政治危機也愈演愈烈，國家政權搖搖欲墜。一些國家過去曾表示願意就蘇聯債務問題簽訂協議，然而到了１９９１年，這些國家都對此變得謹慎起來。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甚至想用政治作交易換取一些資金，例如答應與韓國建交，以換取其５億美元的貸款。
　　
　　甚至還發生這樣的事：政府竟然在未經儲戶同意的情況下提取單位和公民存在對外經濟銀行的外匯存款，其中甚至包括戈巴契夫本人在國外出版書籍而獲得的外匯（當然，他本人也許不知道此事）。但是，外匯仍不夠用。
　　
　　蘇聯的涉外銀行無法按時支付進口商品的貨款，不少輪船因拖欠貨款和停泊費用而被扣押在外國港口。當時政府各部門之間往來信函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在國外的蘇聯專家怎麼辦？因為沒錢給他們發工資，也沒錢讓他們回國。
　　
　　蘇聯領導人把改善經濟的希望寄託在１９９１年於英國倫敦舉行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戈巴契夫總統表示，希望這次首腦會議能夠邀請他出席。普 裏馬科夫（戈巴契夫的外交智囊人物）為此前往倫敦，在當地電視臺談到了蘇聯崩潰可能出現的危險，如果西方不提供經濟上的援助就會產生混亂。西方的首腦們 無法拒絕戈巴契夫，邀請他參加了會議，但是沒答應提供資金援助。
　　
　　１９９０年底至１９９１年初的幾個月中，蘇聯領導人處於兩難之中：不使用武力就無法保護整個國家，而只要動用軍隊就無法獲得西方的經濟援助。
　　
　　戈巴契夫低了頭
　　
　　西方與蘇聯的關係越來越冷淡，蘇聯的外匯、財政問題尚未解決，又急需西方的貸款，於是只好讓步。這時，那些主張動武的人開始互相指責，以推脫責任。
　　
　　１９９１年１月，戈巴契夫的助手切爾尼亞耶夫上書戈氏：“這一次您必須作出選擇：一是您坦率地說，不能容忍一寸土地脫離蘇聯，要採取包括動 用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防止發生這種情況；二是您承認，這是個中央無法控制的悲劇性事件，您需要譴責那些使用武力和造成人員傷亡的人，並追究他們的責任。 ”
　　
　　１９９１年，發生了煤礦工人大罷工事件。罷工工人要求總統辭職。罷工導致煤炭減產１５００萬噸。
　　
　　在強大的壓力下，戈巴契夫決定與１９９１年１月對立陶宛動武事件劃清界限，這實際上是發出了明確信號：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城為既成事實。這是戈巴契夫的無奈之舉，因為嚴重的財政危機限制了蘇聯政權的自由行動。
　　
　　１９９１年春天，戈巴契夫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已經無法用武力保住整個蘇聯了。
　　
　　１９９１年３月至７月發生政治突變，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達成共識，準備改變蘇聯的國家體制。在隨後舉行的新奧加廖沃（蘇聯總統在莫斯科郊區 的官邸之一）談判中，戈巴契夫對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作出重要讓步，同意把蘇聯的國名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改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這意 味著蘇聯作為統一國家的歷史已經結束。
.....................................................................................
專制不可能達成穩定─讀蓋達爾《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
（中國）
余　杰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78/378spfeature/spfeature12.html

　　專制政權的崩潰是必然的

　　近年來，在許多社交場合，我經常被問及一個同樣的問題：中共政權還有多長的壽命？詢問這個問題的，有我的普通讀者，有異議知識分子同道，有體制內的官員，有憂心忡忡的商人，有西方記者和外交官。我通常不會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概念，因為我更相信俄羅斯經濟學家、曾經擔任過俄羅斯聯邦代總理並以休克療法著稱的蓋達爾的看法：「預測專制制度危機開始的時間頗為困難。有時它很長時間都不到來，但一旦開始便進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預料的都要快。」蓋達爾在其新著《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中，通過對蘇聯解體的整個過程的回顧與分析，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專制不可能達成穩定，專制政權的崩潰是必然的，只是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

　　這個結論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顯然是富於啟示意義的。中共計劃在建政六十周年之際展開耗資巨大的大閱兵儀式。在十年之前，李慎之以《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規勸五十周年的大閱兵，然而這一苦口的良藥，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都不肯服用。那麼，這一次的大閱兵，會不會是最後一次呢？中共的壽命會比蘇共更長嗎？

　　蓋達爾在葉利欽執政初期推動休克療法，並因此遭致廣泛的非議和批評。在這本書中，他並未以很大的篇幅來為當年的政策辯護，但還是在不經意之間對俄羅斯和中國不同的改革路徑作了比較。作為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經濟學家，蓋達爾並不認為俄羅斯人民在九十年代所經歷的困境是休克療法導致的。在他看來，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蘇聯的政治經濟形勢就已經惡化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國家背負難以控制的外債、外匯儲備枯竭、消費市場處於災難性的狀況、政治穩定遭到破壞、族際衝突連續不斷。蘇聯領導人並不準備採取挽救財政危局的決定，還在那裡討論改革的計劃。」蘇聯解體之後，葉利欽讓蓋達爾啟動休克療法，這是一次「刮骨療傷」：要切除惡性腫瘤，就必然出現大量的失血；而失血之後，身體會變得極度虛弱。但這不能成為譴責醫生的理由。在經歷了一段康復期之後，俄羅斯的經濟在二十一世紀初逐步走上了正軌。以大歷史的眼光來看，蓋達爾時期的蕭條，並不表明蓋達爾多麼無能；普京時代的繁榮，也不表明普京多麼了不起。正是蓋達爾主持的休克療法，讓俄羅斯從七十多年計劃經濟的僵化體系中解脫出來而萌發出了自由的活力；正是蓋達爾主持的休克療法，奠定了普京時代俄羅斯經濟大幅增長的堅實基礎。所以，對於蓋達爾及休克療法，應當作出公正的評價。

　　鄧小平改革只是延緩專制崩潰

　　蓋達爾認為，一般的專制國家，可以將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分開來逐一進行，同時進行反倒無法完成過於複雜的任務；而後社會主義國家與其他專制制度不同，社會主義制度政治體制的結構與日常經濟生活的組織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其經濟管理體制離開了極權主義的政治權力便無法運作。對於蘇聯這樣的「後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須同步。蓋達爾對蘇聯末期戈爾巴喬夫遲遲未啟動經濟改革頗有非議，他也不認同某些人士對中國改革模式的讚美。「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中國模式，被某些西方左翼學者當作俄羅斯模式的對立面，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俄羅斯的改革是失敗的；鄧小平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偉大改革家，蓋達爾則是將俄羅斯拖入深淵的罪魁禍首。

　　蓋達爾指出，經濟自由不可能獨立於政治權利之外。他對「鄧式改革」評價並不高，這種模式只是延緩了專制的崩潰，而沒有從根子上解決問題。中國畸形的市場經濟體系，於國內而言，最大的受益者是官商勾結的特權階層，國民經濟的命脈仍然在他們的掌控之下；於國際社會而言，用學者秦暉的說法，是以一種「低人權模式」挑戰和腐蝕國際經濟體系的健康運作。那些中國模式的「歌德派」，與中共當局的想法一樣，認為中國人的人權就是「生存權」，就是「豬權」，中國人理應幸福地生活在「動物莊園」之中。他們對中國模式的讚美，表面上是熱愛中國，是中國的友好人士，但他們在骨子裡卻是蔑視中國人的種族主義者。基本人權與自由得不到保障的中國老百姓，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態和感受究竟如何，包括那些因「躲貓貓」而慘死的中國人的命運，卻不是這些西方左派知識分子所關心的。

　　專制不能達成穩定，這既是蓋達爾對昔日蘇聯崩潰的內在原因的深刻洞察，也是對今日沉醉在「大國崛起」的良好感覺中的中國的旁敲側擊。中共當局將「穩定」喊得震天響，正說明「不穩定」是觸手可及的現實。蓋達爾在本書中分析了若干垮台的專制政權，如伊朗的巴列維政權、智利的皮諾切特政權、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權、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台灣、南韓以及南斯拉夫等等，專制的形式與特徵各不相同，但用以維持穩定的無非就是兩大法寶，一是暴力，一是謊言。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專制失效便是始於暴力和謊言的失效。

　　暴力如何失效

　　那麼，暴力是如何失效的呢？蓋達爾指出，依靠暴力奪取和維持政權的制度，就長遠前景而言，通常都是不穩固的，因為「專制制度的領袖人物缺乏掌握國家的合法性和能夠被社會理解並接受的解釋」。如果專制統治者一直掌控著強力機構，他便能採取專制制度慣用的手段壓制社會的不滿情緒，表明他為了保住權力，可以想讓人們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然而在發生危機的情況下，認為現政權不合法和不穩固的看法往往也擴散到列兵、軍士和下級軍官之中。在專制統治者特別需要忠誠的強力機構之際，它們卻按兵不動。蘇聯的「八?一九」政變就是如此，並不是政變的首領缺乏果斷的勇氣，他們當中確實有人下達了開槍的命令，卻未能被執行，因為「在一個業已城市化的發達社會裡很難覓得願意下令用坦克碾壓民眾的指揮官以及同樣願意執行這種命令的士兵」。

　　遺憾的是，同樣的情形沒有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發生。當時，中國士兵受教育的程度比蘇聯士兵低，獨立思考的能力自然也低，經過長期在軍營中的封閉式的洗腦，他們失去了判斷基本是非的能力。於是，他們不僅向群眾開槍，而且開著坦克碾壓了過去。可見，同樣的專制制度，中國來得比它的老大哥更為酷烈與卑鄙。但是，如果今天再次發生類似的大規模的群眾抗議事件，中共當局能否像二十年前那樣，順利地調動軍隊並確保軍隊執行上級的命令向民眾開槍呢？即便是胡錦濤本人，也沒有當年鄧小平的十足的信心。政府官員經常在媒體上宣稱，地方政府在對待群體性事件的時候要慎用「警力」（當然更包括沒有說出來的「軍力」）。因為每用一次暴力，政府的信用便降低了一個額度，這不是一樁抗議獲利的買賣。

　　信息全球化動搖專制穩定

　　蘇聯制度的另一個立足點便是謊言。蓋達爾在蘇聯崩潰前夕便已發現，運作了七十多年的謊言生產機制已經失效，就連宣傳部門也喪失了繼續欺騙民眾的信心。人們更願意相信自由歐洲電台披露的消息，而認為「真理報上無真理，消息報上無消息」。在謊言失效的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擁有比昔日的蘇聯更好的技術條件，那就是互聯網的幫助。正如蓋達爾所強調的那樣，信息全球化是動搖專制制度穩定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紀初，世界上絕大部分居民都很難想像他們的村莊之外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別的社會機構是如何組成的。二十一世紀使世界連成了整體。中共耗資數百億的金盾工程，無法成為真正的「網絡長城」。網絡民意日漸凸顯出實際的壓力，迫使胡錦濤、溫家寶多次上網作秀，以安撫網民。但這種作秀究竟能夠贏得多少民心，是大可值得懷疑的。

　　蘇聯的解體在社會各階層都準備不充分的時候來臨了，它給我們以這樣的啟示：在中國專制制度崩潰的前夜，我們不能守株待兔，而要在各自的領域努力工作，為未來的民主社會做好充分的準備。

二○○九年三月十九日

（范蘭欽現象3）當年被鄭南榕掌摑的朱高正現在說要包容統派郭冠英

 延伸閱讀：
范蘭欽現象1
范蘭欽現象3


意外看到這篇現在窩居在中國
偶爾會出面為中國的專制殘暴統治大樹正當性的前民進黨立委朱高正
寫出這樣冠冕堂皇的文章

想起當年朱在民進黨全代會中
被主張台獨的鄭南榕大力掌摑事件
(隨後朱以學過的柔道過肩摔還擊鄭)
還真覺得夠嘲諷耶

朱現在讚揚郭的當年勇
用的是兩個理由:
1.哲學家康德良心自由說──這部份證明已經不符他之公務員適格要求，尤其很明顯看出他不苻現代公務員行政中立之要求。他之政治情緒，其實是幼稚野蠻的泛藍紅衫軍政治仇恨情結，連藍綠政治客都覺得是不可解的可笑。
2.他之勇於洩漏機密給江南案受害家屬。

郭現在是
欣然接受當年刺殺江南的同一批黑道系統(竹聯幫白狼)所保護
──這一批黑道系統服膺的同樣是當年刺殺江南的同一套仇視族群仇視台獨的意識形態。

可見得郭根本不是什麼勇於對抗蔣家
他只是選擇性的做出他可以做到的便宜行事罷了

目前
看到的不論藍綠統獨的評論
共同點是認定
郭的言行不適格當公務員
至於他卸下公務員身分後的言論自由
其實也是有爭議的

雖多數是認定
你可以攻擊獨派或台灣人
但別人也同樣的可以激烈程度反擊你
認為這才是言論自由之真諦

問題是
如果言論自由到達所謂之
真實威脅(true threat)的地步
那就不在保障範圍

美國大法官對於言論自由保障之判決
可以說
就是從孟德斯鳩法意一書的自由之定義出發
自由以不危害到他人為界線
因為
如可可以危害到他人
那人人就沒有自由跟安全了
因為他人也都可以危害到你了


Jhon Stuart Mill 的論自由一書
他坦承是從孟氏的自由概念出發
無疑的
美國大法官們在歷次關於言論自由是否受到威脅與是否應壓制的辯論與判決中
無疑也是從孟氏的自由概念出發作出概推
只是因為時代之推演
例如新時代的種族歧視/種族仇恨言論之管制的新議題
就使用較為複雜之推演
因為要同時考慮到言論自由之保障
以及壓制特定言論自由之必要



............................................................................
[孟德斯鳩法意一書的自由之定義
原文是：In governments, that is, in societies directed by laws, liberty can consist only in the power of doing what we ought to will, and in not being constrained to do what we ought not to will.
Liberty is a right of doing whatever the laws permit, and if a citizen could do what they forbid he would be no longer possessed of liberty, because all his fellow-citizens would have the same power.
Democratic and aristocratic states are not in their own nature free. Political liberty is to be found only in moderate governments; and even in these it is not always found. It is there only when there is no abuse of power. But constant experience shows us that every man invested with power is apt to abuse it, and to carry his authority as far as it will go. Is it not strange, though true, to say that virtue itself has need of limits?

To prevent this abuse, it is necessary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ings that power should be a check to power. A government may be so constituted, as no man shall be compelled to do things to which the law does not oblige him, nor forced to abstain from things which the law permits.]
..........................................................................
期待社會更多元更包容（朱高正）

http://1-apple.com.tw/index.cfm?Fuseaction=Article&Sec_ID=1&Art_ID=31512380&IssueID=20090401